打印作业成为家长负担 学校教学责任不应转嫁给家长

随着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在深夜响起，王女士的手机在山东省济南市寂静的夜晚中震动。那是她上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班级群发来的新消息，老师要求打印一份数学专项练习，两页A4纸，次日早上必须上交。王女士匆忙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疾驰至最近的打印店。这样的场景，在近年来已多次在她家中上演。

夜间紧急打印作业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任务，班级微信群中随时弹出的作业文件让许多家长应接不暇。王女士表示，她平均每周需要打印三到五次的作业，不是练习卷就是复习资料。有时因为忙于工作未能及时查看群消息或老师发布打印作业的时间较晚，导致无法及时打印。这种深夜的窘迫，让家里时常陷入忙乱和焦虑。

王女士尝试过与老师沟通，但得到的回应却让她感到无奈。同样，居住在山东省枣庄市的宗女士也面临类似的烦恼。她回忆起孩子初一时的情景，那时打印任务繁重，工作日每天需要打印两张纸，周末则增加至五六张。一学期下来，家里保存的打印作业摞起来高度惊人。

对于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来说，寻找打印店、排队等待成为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但大部分家长还是选择默默承受，因为有的作业内容无法手抄，必须依赖打印，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等。

这种负担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账上，更多的是精神和时间的消耗。家长们需要时刻关注班级群、课程群的消息，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深感不便，但家长们普遍选择沉默，担心反馈之后会被老师误解为“事多”，进而影响孩子的学习。

专家指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实质上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认为，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增加了家长负担，并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

“‘双减’政策要求教师在校内指导学生完成作业。”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表示，“让家长承担打印作业的责任本质上是学校教学保障责任的转嫁。”她还指出，这种现象反映出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包括打印作业在内的教学管理职责被转嫁给家长，导致家长成为孩子的“校外教师”。而政策执行的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转嫁现象既是对家长的不合理压力，也是对教育生态的扭曲反映。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监管和指导力度，确保家校共育落到实处。同时加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建设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同时减轻家长负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家校共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双减”政策实施困境与解决之道：法治化路径的

面对当前“双减”政策落实难的困境，姚金菊指出其主要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政策与法律衔接的问题。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以及义务教育法虽然对减负有所规定，但“双减”政策在这些法律中的位置尚显薄弱，缺乏与上位法的有效衔接。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的不完善，使得学校和老师有时能借助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双减”政策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教育减负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精神来治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应当深入实施“双减”的法治化路径。姚金菊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为起点，推动“双减”政策的法治化；通过部门规章等文件指引学校进行制度化的“减负”构建，将“双减”政策转化为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

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明确教育参与各方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应当进行查处，并落实问责机制。违规的学校应当受到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在这一方面，刘一玮提出了建设共享作业库的建议，开发高质量、多层次的作业形式，如式作业，推广线上作业系统，以减轻教师负担、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不仅如此，教育应当回归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教学创新与减负应当相辅相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精进教学研究、打造高效课堂是关键。学生考核方式也应当丰富多样，允许教师在资源库内或经备案后合理选用、组合或微调习题，使补充练习更加合理。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应当对作业类型提出比例指导。

姚金菊还建议，教师应当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等方式，由学校教研室完成相关任务，避免将此环节留给家长和学生个人。发布渠道与格式规范也应当明确，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进行统一发布，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一次提供，严禁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

“双减”政策的落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深入推进法治化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减负增效，让教育回归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