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阁制度对历史有着什么影响？结果是好是

皇权的巩固与相权的演变

自清初以来，皇权逐渐加强，而相权则呈现出削弱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票拟制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清初的票拟制度中，大学士的票拟并非基于自己对问题的理解提出处理意见，而是揣摩皇帝的旨意起草谕旨。他们必须忠实执行皇帝的意愿，不得有丝毫的专擅。大量的题本先由皇帝亲自阅看，然后由内阁根据皇帝的旨意拟旨，经过皇帝的认可后才会下达执行。这一过程中，大学士仅仅是执行皇帝意愿的工具，而不享有任何政务裁决权。

顺治帝对票拟制度的要求更为严格，他规定各衙门及科道各官的本章必须在每日午时进奏，等待皇帝亲自批阅。次日，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的谕旨才会下发。与过去“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令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的情况不同，顺治帝亲自参与票拟的全过程，这使得大学士在御前票拟时只能担任秘书的角色，无法享有政务裁决的权力。

康熙初年内院虽然继承了顺治年间内阁的票拟权，但由于辅政大臣亲自参与票拟，大学士的政治权力并未因皇帝不能亲政而扩大。在与辅政大臣发生政务分歧时，他们只能委曲周旋，不敢直抒己见。重要决策中，大学士更是无权参与。例如康熙六年，鳌拜罗织苏克萨哈罪名时，因国史院大学士巴泰拒不附和，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而大学士苏纳海因反对圈换土地，被鳌拜矫沼处绞。

随着康熙亲政后对内三院的改革，内阁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内阁权力有所加强。这时出现了如徐元文、李光地等在朝中有一定影响的大学士。即使如此，明珠等人也绝不可能危及皇帝的绝对权威。皇权在加强，而相权在削弱，这是清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对政务的掌控更为牢固，而臣下的权力则相对受限。这不仅体现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也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权力分配的深思熟虑。尽管内阁大学士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务的处理，但他们始终无法挑战皇帝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力格局的设定，既保证了皇帝对国家的有效统治，也体现了君主专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