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国禁娼史！古代如何扫

本文为您介绍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中国禁娼史。带您了解古代是如何扫黄灭娼的。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批性工作者。这些女子出现在齐国，当时的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了“内闾”，其中居住了多达700名女子。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尽管当时的民众并不支持有组织的合法，但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却得到了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楼文化逐渐兴起，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古代各朝对于禁娼的呼声从未消失。底层民众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和嫖娼行为被视为有悖于正常和性爱文明。为了净化社会风气，民间常用粗话咒责男女双方。

古代朝廷也针对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可视为古代的“法律禁娼”。比如宋仁宗赵祯时期，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后来这一规定逐渐扩大到所有监察官员。但也有例外，比如在皇帝的生日那天，官员们可以放松一下。

明代时期，禁娼运动兴起。明宣宗朱瞻基取缔了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官妓消失后，私妓大量涌现，一些富豪不受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到了明末，秦淮河两岸的妓院酒楼林立，成为了全国的性产业中心。

清代时期，禁娼政策更加严厉。清初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康熙皇帝更是颁布了严厉的律令，对开设妓院的首领处以重罚。嘉庆皇帝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嫖娼的处罚力度。

古代的禁娼运动虽然反复无常，但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嫖娼现象。这背后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需求。尽管历史上的禁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深入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在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大清律》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了关于禁娼的条例。京城内外，对于那些窝藏娼妓、开设软棚的场所，一经查获，除了对娼妓本人依法惩处外，对于那些租给娼妓房屋的房主，初犯者将遭受杖责八十并拘役一个月的惩罚。

清代的禁娼可谓名副其实的“法律禁娼”。朝廷大规模打击嫖娼的声势，一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当时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性工作者们倍感压力。虽然朝廷严禁，但娼妓并未绝迹。扬州自隋唐以来，性产业一直十分发达。这些娼妓对“扫黄”信息极为敏感，一旦风声紧张，她们便集体消失，令抓捕者无从寻觅。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描述道：“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执政时期，北京的娼妓行业又趋于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即将结束之际，性产业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当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被誉为“十里洋场”，甚至成为了世界的“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仍有800多家。

那么，为何在清末性产业又如此繁盛呢？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的刺激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性产业得到发展。皇帝们的享乐之风也对娼妓行业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同治皇帝便喜欢游览妓院，坊间传闻其因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一些地方开始抽取“花捐”，实际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与此太平天国在其所到之处严禁娼妓行业。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的文告中明确规定，官兵民人私行宿娼者将被严惩，明知故犯者将被斩首。这一严格的规定使得嫖娼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位外国观察者在其回国后撰写的书中肯定地表示，在太平军的政权范围内，“娼妓是完全绝迹的”。尽管太平天国的禁娼最为彻底，却未能持久。随着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今南京），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需要，曾国藩发布了弛禁令，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的博弈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