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 首领和教案事件是

义和团起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其成员构成极为复杂，涵盖了从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到小商贩、运输工人，甚至包括部分官军、富绅和王公贵族。后期，甚至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这种复杂的成员结构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关于义和团的组织结构，其大致分为坛、总坛、门或团等层级。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也称坛口，首领一般称大师兄。总坛设在天津“坎”字总坛，而门或团则是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如“乾字门”、“巽字门”等。还有诸如“红灯照”“蓝灯照”等妇女组织。

在内部，义和团又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官团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私团则大多由团民自发组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假团则情况复杂，部分组织被清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

在义和团的领导人物中，阎书勤、赵三多、朱红灯等人都是杰出的起义领导者。他们带领团员进行反抗，但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最终都未能成功。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有其深刻的原因。其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虽然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导致他们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清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再加上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义和团最终遭到了失败。

从客观原因来看，国外联军的剿杀是义和团失败的重要因素。而从主观原因来看，“扶清灭洋”中的“扶清”思想，使得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产生了盲目的排外情绪。这种情绪误导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义和团的失败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教训。纪律与教案事件

义和团拥有自身独特的纪律体系。他们的团规既有官方颁布的十条准则，也有一系列独特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遵父母之命、守法纪，杀洋人、灭贪官，公共场所保持低眉顺眼，遇到同道则拱手为礼”。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良好的遵守，那时的人们记录道，义和团的成员多来自乡野，没有明确的领导调遣，没有精良的器械，但他们自备工具，以小米饭玉米面为食，不为名利，奋不顾身地捍卫正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仇视洋人和信奉洋教的人，而不伤害无辜百姓。有时，他们甚至肩负起维护治安的责任。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深入发展，成员构成日益复杂，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开始浮现。即便清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在后期因缺乏纪律而出现了混乱。城市中的焚烧和行为愈演愈烈，许多无辜百姓被杀害。曾经的纪律和秩序被打破，城市一片混乱。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依然秉持着对抗教会的信念，不扰乡里。

教案事件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民众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观察到，“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教会活动侵犯了民众的生计，引发了他们的反抗。民众认为教会夺取了他们的财产，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当面对与教会的冲突时，他们选择了以死抗争。一些官员在处理民教争端时，往往偏向于保护教民而非平民，这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从恭亲王奕䜣的奏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的介入使得民间琐事上升为诉讼争端，而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平息事端而迁就教会的要求，这无疑加剧了民教的矛盾。

义和团的纪律和教案事件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面临外来侵略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民众选择了抗争。尽管义和团后期出现了纪律问题，但其前期展现的勇气和决心仍然令人敬佩。而教案事件则揭示了教会活动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