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主张的内容有哪些 主要活跃于什么朝

永嘉学派：传承、复兴与超越

谭嗣同和唐才常对永嘉之学赞不绝口，视其为墨学中的“任侠”派。永嘉学派，这一源于古老传统且历经千年的学问，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永嘉学派的核心理念是“事功”，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它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坚信“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一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道义与功利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永嘉学派强调“道不离器”，反对将心性作为唯一的追求。它批评了董仲舒的某些观点，指出真正的道义并非只是空泛的言辞，而是要有实际的功用。

永嘉学派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外王”和“经世”思想，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它强调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这一思想体现了对人性修养与实际行动的并重，而非单纯的理论探讨。永嘉学派还论述了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了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它重视民本思想，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对历史和制度的研究。

在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学者全祖望对其评价极高，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永嘉学派与朱、陆两派并驾齐驱。尽管宋元之际，永嘉学派遭遇断裂，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在温州知识分子中，复兴永嘉学派不仅是回归传统，更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

清代中叶以后，温州文化逐渐陷入颓势。从某一年间开始，以张振夔、孙希旦等人为代表的温州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他们意识到学术资源的枯竭是核心问题，于是开始挖掘永嘉学派的学术资源，以期重振区域文化。进入近代，随着汉宋之学对立的分裂局面形成，国学传承受到损害，永嘉学派的调和手段主要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复兴。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重视。孙衣言、孙锵鸣兄弟致力于学术史的梳理工作，他们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为永嘉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恕则从世界史的角度对史学理论进行了拓展。永嘉学派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使其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超越自我、创新发展。

永嘉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思想深邃、影响深远。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遭遇断裂和衰落，但温州知识分子始终努力复兴这一学派，使其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永嘉学派的思想资源、历史意义以及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下的实践与理论创新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珍视。自清代中期以来，宋恕对史学研究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批评了诸如《》、《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的题名过于简陋，这种倾向反而使外人笑话我们学者的狭隘视野。在近代学术界转译日文成风的背景下，宋恕的这种态度尤为值得赞扬。

温州知识分子在近代展现出了独特的学术特色，他们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研究史学，是永嘉学派复兴的重要特点。这一特色让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版图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清末学术裂变中，温籍知识分子通过作新国学与躬行西学的方式，处理了国学与西学的关系。

在清理旧学时，温籍知识分子不仅批判了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还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他们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反而积极寻找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呼吁作新国学的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仅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

朴学大师孙诒让是温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中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在农工商业方面也有卓越的发展。他以实业救国，多次被提名并担任近代企业的管理者。他是唯一一位在驰骋商场的在学术上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水平的杰出人物。宋恕强调了永嘉学派的“纯”与“实”，并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主题——“事功”。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接受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时，他们感到忧虑和痛心。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辩证的态度，体现了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永嘉学派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以及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使得温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

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并在近代情境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而“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派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这两者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展现了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

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这不仅体现在温籍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也体现在他们对西学的深入学习和实践。他们的治学态度和精神追求，为永嘉学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这一学派在近代知识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