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放三百多死囚约定来秋自觉回朝堂领死

唐太宗李世民，一位有道明君，他的文治武功与胸襟气度，向来为人称道。在《》中记载了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某日，唐太宗亲自审视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囚犯，心生怜悯，便放他们回家，约定来年秋天归来受死。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死囚被释放后，竟然无一逃逸，都如期回到朝廷受刑。正如《新乐府》诗中所说，“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唐太宗与死囚之间的约定坦诚无比，这让人难以置信。人们不禁疑问：“死囚为何能视死如归，何不逃之夭夭？”关于这个问题，后人展开了深入的。

歌功颂德者认为，唐太宗以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相信这些囚犯，让他们回家。囚犯们以诚信回报太宗的恩情，如期回到朝廷受刑。死囚的诚信并非无因之果，它是基于唐太宗所成就的孝道、夫道、父道，是回报唐太宗的必然结果。死囚无一亡匿，这正是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

也有持批评观点的人，如欧阳修在其《纵囚论》中鲜明地指出，唐太宗放死囚回家的行为是为了博取贤君的名声，太过虚伪。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而欧阳修则认为这不符合常情，有策划作秀之嫌。欧阳修的论证逻辑严密，他认为“上头”的人料想囚犯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心意；而囚犯们则料想“上头”一定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以此使太宗享有贤君的大名。这样的上下相互揣摩，共欺世人，哪有什么恩德诚信可言呢？

其实，对于死囚们按时回归的原因，大儒王夫之也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当时法令严密，民众生活稳定有序，囚犯们无处可逃。同时唐太宗暗中向有关官员暗示赦免回归的囚犯，使这一事件成为君民上下共同策划的一场戏码。但这并不意味着囚犯们没有诚信和感恩之心。他们之所以没有潜逃而是如期归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无处可逃并且受到了唐太宗的恩德感化。因此他们选择了回归接受惩罚而不是逃跑牵连亲友。这种布局可谓巧妙至极既展现了君主的英明也体现了民众的诚信。无论如何唐太宗作为历史上罕见的英主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这一事迹不仅在当时传颂一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关于诚信、恩德以及人性的复杂多面性。唐太宗的仁慈之举——纵囚，不论是有德明君的深谋远虑，还是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他都不是首创此道的君王。清儒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一篇名为《纵囚不始于唐太宗》的文章，详尽列举了纵囚的历史渊源。在众多的史籍笔记中，有关官吏纵囚的记录共达二十余条，而皇帝亲自下令纵囚的实例亦有记载。

其中，《世祖本纪》便记载了一个独特的例子。至元十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颁布诏令，天下狱囚中，除待报者外，其余一律予以释放。限令八月内囚犯自行到大都报到，结果囚犯们如期归来，于是忽必烈赦免了他们，共有二十二人。这一举措与唐太宗的纵囚相比，显然元世祖的做法更为严苛，者不纵，且最终赦免的人数也颇为有限。

太宗的仁慈之举似乎更加宽泛和包容，其目的在于体现一位明君的胸怀与智慧。这样的君王不拘泥于繁文缛节，更能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展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与豁达。他们深知生命之可贵，懂得恩威并施的治国之道。纵使在历史上，纵囚之举曾被视作冒险之举，但这些君王仍选择释放囚犯，这无疑是一种极具人文关怀的治国策略。

唐太宗和元世祖的纵囚之举，不仅体现了他们作为君王的决断与智慧，更展示了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与价值观。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无疑为后世君王树立了榜样，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生命尊重与宽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