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元之治晚期，唐玄宗为何丧失了向上求治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唐朝的兴衰转变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特别是在开元年间至天宝年间的转变，其政治风貌的前后差异，恰似日升月落，明暗分明。这一切，归根结底，源于玄宗皇帝执政时间的长久。当他眼见国家强盛，四海归一，万邦来朝，他的统治稳固无比，没有任何政敌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无论是太子、诸王，还是后宫，都被他牢牢压制。随着岁月的流逝，玄宗皇帝志得意满，精力和体力逐渐衰退，对政事的热情也日渐减少，逐渐变得贪图享乐。

随着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沉迷于享乐，尤其宠幸杨贵妃，甚至为了自保和升官而将杨贵妃封为母亲。他的节俭之风也消失殆尽，曾将一年各地的贡物都赐予众人。

政治方面，他将国政交由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他在任内凭借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长达十九年之久，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导致朝政腐败不堪。这样的政治环境让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更为严重的是，玄宗皇帝创立并沿用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大量低品官员进入政事堂，即使资历不足的低级官员也能一步荣登宰相之位。这不仅削弱了宰相的地位，更极大地加强了皇权。当玄宗皇帝自满怠政、沉溺于音乐艺术等个人享乐时，他将帝国大权交给了李林甫这个行政能力极强的代理人。李林甫连续担任首席宰相长达十九年之久，完全放弃了开元年间对宰相的种种制衡措施。

李林甫摸透了玄宗的骄侈心理，让他纵情声色、享尽奢靡，自己则杜绝言路、扶植私党、专断朝政。虽然李林甫有杰出的行政能力，在天宝年间也保持了帝国军政机制的运转，但他个人的私念远大于政治操守。他妒贤嫉能，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惜加剧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斗争。例如他堵塞"边帅入相之路"，建议玄宗用安禄山等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安禄山正是利用唐王朝的内外矛盾以及实力日趋衰落的情势起兵反唐的。不得不说李林甫为安禄山的反叛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杨国忠上台后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与安禄山之间的争权夺利这也是最终导致战乱爆发的根源之一。

此次战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准确地说是唐朝的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后期的兵役制被破坏自玄宗时期起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与将领形成了牢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职业军人逐渐成为地方军阀的一部分而中央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乏作战经验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最终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在天宝末年爆发成为安史之乱。安禄山等节度使反叛之事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外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此次战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自唐朝以来大量契丹人、奚人迁入河北北部与当地人产生矛盾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一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骨干力量。

总的来说唐朝的兴衰史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历史长卷其中包含了政治斗争、权力争夺、民族矛盾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唐朝的历史命运。历史上的记载表明，安禄山在天宝十三载（754年）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晋升决策，将奚族及另外二千五百人授予将军和中郎将的职位。他的这一举动并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在他的收买之下，大量少数民族纷纷投奔叛军，这无疑是一场规模庞大的信任与力量的联盟。安禄山的举动彰显了他在李隆基朝廷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决策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新唐书》对李隆基任命胡人为节度使之事有所记载。

李隆基皇帝深觉安禄山的策略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他接受了安禄山的建议，任命安思顺代替林甫担任节度使。安禄山等将领被提拔为重要的大将。林甫虽对安禄山的野心有所察觉，但因自身无入相之资，无力制约安禄山的行动。安禄山得以掌控三道劲兵，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他的地位稳固，无人能够动摇。天子对林甫的策略深信不疑，没有产生任何疑虑。最终安禄山却发动叛乱，颠覆了天下，使得王室逐渐衰微。

安禄山的晋升和提拔不仅是一次个人的荣耀，更是他深思熟虑的策略的体现。他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将少数民族纳入叛军阵营，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他也揭示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和弱点，利用这些矛盾和弱点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他的举动虽然短期内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和荣耀，但最终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和王室的衰微。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权力的游戏并非简单的策略较量，而是关乎道德、智慧和责任的重大的抉择。

在这场历史的大戏中，安禄山的策略、智慧以及他的野心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崛起和衰落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让我们反思权力的本质以及个人抉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