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汉建立之初的根基很不稳定 甚至有覆灭

对于根基不稳的问题，或许很多人还感到困惑。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风趣网的小编一同了解其中的奥秘。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伟大帝国在稳固统治的过程中，都曾依靠乡贤的力量来涵养民力。这一策略在特定时期尤为有效，最终帮助统治者赢得了天下，创造了辉煌的时代。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西汉社会的发展和“独尊儒术”的推行，地方豪民势力逐渐崛起，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逐渐增强。原有的朝廷-乡贤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土地兼并、奴婢问题、流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一、豪强阶级的诞生与成长

在秦汉时期，中央为了有效控制天下，打破了地方宗族组织的势力，构建了以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家庭为基础的统治单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拥有大面积农田、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型家族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优势。这些家族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所谓的“豪强”，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封建帝国的统治基础。豪族们兼并土地，役使贫民，瓦解小农社会，对中央的控制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为了打击豪强，维护统治，西汉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随着汉武帝之后的政策调整，豪强势力并未得到有效遏制。面对这一现实，西汉不得不面对豪强屡禁不止的困境。为了缓解矛盾，选择了妥协退让，终止了徙陵制度。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朝廷与豪族之间的矛盾，但也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二、王莽的“曲线救国”式改革

在豪强日益壮大、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社会背景下，王莽上台执政后采取了“曲线救国”式的改革策略。他深知直接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只会引发强烈反对，因此选择了通过推行“王田”、“私属”等措施来间接解决问题。

王莽的“私属”制度改革并非通过限制奴婢的方式来解决豪强奴婢问题，而是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剥夺了奴婢拥有者的自主放免权，以国家诏令形式强制放免所有奴婢为“私属”，并保留了人在一定时期内对“私属”的其他权利。这一改革旨在使奴婢逐渐实现向庶人的转变。

王莽还进行了钱币改革和土地改革。他规定奴婢不得买卖，并意识到土地兼并与奴婢问题的内在联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奴婢问题，他必须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王莽颁布的王田私属模式旨在通过禁止土地买卖，让每个人都能依法获得土地，从而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这一改革不仅体现了王莽对土地制度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他在改革中的决心和智慧。

豪强势力的崛起和土地兼并问题对西汉的统治构成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问题，王莽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改革策略，通过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虽然最终未能完全解决问题，但他的努力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朝的波澜壮阔犹如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一时期，王莽新政引发的社会变革如同巨石投入湖面，引发了层层涟漪。王莽尝试通过儒家理想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场变革无疑波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地方豪强。他们失去原本作为私有财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奴婢，部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被剥夺。国家禁止土地买卖，使得豪强有地而无人耕种，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危机。

随着王莽新政的推进，社会各阶层纷纷站出来发声。绿林赤眉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反对王莽新朝的统治。这些起义背后，反映了豪强对王莽新政的不满和反抗。而在王莽倒台后，各地豪强势力趁机壮大，他们打着保护乡里的名号，继续发展壮大。他们在战乱时期，利用其强大的宗族武装保护乡邻免受战祸之苦，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豪强在乡里形成的权威，使他们取得了对乡里社会秩序的支配权。他们对宗族成员的活动和财产具有绝对控制权，甚至在战乱时可以号召乡里作为自身的武力。他们以“义”复仇为名，拒绝官府的干涉。在两汉交际的战乱时期，豪族凭借在乡里的权威，对地方郡县官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东汉的创始者刘秀本身也是南阳地方豪族出身。他在平定各方、登基称帝的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地方豪族的支持。刘秀在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中，虽然使得东汉成立初期的中央军事力量强大，但实际上却组织松散，缺乏稳固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为东汉王朝日后的不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王莽新政试图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但未能如愿。反而因为损害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导致信用破产。在两汉交际的动荡时期，地方豪族趁机凝聚乡里，成为东汉政权统治基层的基础。这也带来了东汉王朝根基不稳的问题。最终，东汉并非亡于黄巾起义，而是亡于豪强。

汉朝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王莽新政到绿林赤眉起义，再到豪强权威的形成，无不展现出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这些历史事件背后，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演变和斗争。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使得汉朝的历史成为了一部永恒的经典。

参考资料：《秦汉帝国史研究》《汉代豪强经济的历史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