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立足于先后天 或侧重脾胃 或侧重
继河间、丹溪之学盛行之后时医用药偏重于苦寒之品常损伤脾胃克制真阳形成寒凉之弊。在此背景下以薛己为代表的一些医家继承并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进一步探讨肾与命门的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研究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从而创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治疗虚损病证的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重要性在辨证论治方面注重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善用甘温之药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等。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身体怕冷等衰弱性反应针对这些临床症状改进了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方剂。这些方剂喜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温热性的药物配合滋阴药进行治疗。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抑制人体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疾病的治疗功效大大增加。这种用药方式与滋阴派的用药方式有所区别因此被称为“温补学派薛氏的治疗理念是对于张丹溪的滋阴学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结合肾与命门的关系，既保留了滋阴补肾的基本原则，又创新性地加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这使得滋阴派的学术得以深化，并促使温补学派逐渐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薛己的贡献不可忽视。
命门学说的创立者赵献可，是明代的医学家。他深入研究薛氏的治疗理念，并对其中的命门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献可认为火为人生的根本，特别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命门之火是涵于肾水之中，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对于治疗，他强调命门的特殊性质，即有可补而不可泻的特点。他认为命门之火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身之宝，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六淫之邪火。在治疗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护命门之火。
赵献可对命门学说的理解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对前人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临床经验的总结。他参考了《难经》中关于命门的描述，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提出了独特的命门学说。他认为命门在两肾之间，是身体的真君。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被所有医学家接受，但赵献可的学说在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探讨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时，我们不难发现薛氏的治疗理念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薛氏通过运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运用，将命门学说和滋阴学说完美结合。这种结合解决了滋阴学说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有效吸收和分散水分，二是温度对人体吸收药物的影响。可以说薛氏的治疗理念为温补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赵献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命门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命门学说。虽然他的某些观点在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但他的研究精神和创新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薛氏和赵献可的治疗理念都是基于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他们在深入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他们的贡献不仅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命门之秘：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理学的交融
根据《难经》的记载，命门被认为是精神之居所和原气之所在。在中医学说中，人体有左血右气之说，孙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难经所言右肾即指命门所在，元气蕴藏其中。关于命门的位置，一直是中医界争议的焦点。随着现代生理学的深入，我们对命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命门与肾上腺：位置与功能的交融
命门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古代中医对其位置有诸多猜测，但从现代生理学的角度看，命门的位置应位于两肾之上缘。肾上腺这个特殊的内分泌组织，其功能与命门相似。命门包含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也体现了这种特性，它们有时协同作用，有时在另一器官上产生相反的效果。
命门为生命之主宰：与肾上腺功能的呼应
命门的作用被视为人身主宰，生命的根本。火的存在使得生命得以延续。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其分泌的醣固醇能够刺激肝脏醣质的新生作用，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其影响甚大，若留盐激素的缺乏，会导致钠离子的流失，严重时无法弥补体内的流失，导致生命终结。这些生理作用都与命门的火相关。
命门与人体性能力：难经与现代生理学的共鸣
难经中记载命门的功能包括男子藏精，女子系胞，表明命门影响人类的性能力。现代生理学上，肾上腺皮质素中的雄性贺尔蒙只会影响到人体的男性第二性征，但对性器官及性欲方面的影响不大。但当醣固醇及留盐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时，会影响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导致体力衰退，影响到性功能。
张介宾：温补学派的宗师
张介宾，明代著名医学家，对命门学说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学说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医学财富。
命门这一概念在现代生理学中找到了一些与之相对应的器官和功能。尽管仍存在争议，但中医的智识与内视法的观察能力让我们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人体两肾之间的生命之门。临床治疗上的有效应用说明这一学说具有实用性，只是具体位置和功能仍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张景岳被誉为“张熟地”，其医术精湛，声名远扬。这一切的成就，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张景岳的父亲张寿峰，曾是定西侯的幕僚，深谙医理。自张景岳十三岁时起，便跟随父亲在京师生活，并拜名医金梦石为师，学习医术。他的医术以扶元气为主，早在学习的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张景岳的青少年时期，内心充满了壮志豪情，他渴望建立军功，因此投身军旅，四处征战，游历各地。多年的军旅生涯并未能实现他的功名梦想，反而让他亲眼目睹了家庭的艰辛和亲人的衰老。这让他深感愧疚，决定放弃军旅生涯，转而专注于医道。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受丹溪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临床经验的积累，他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产生了质疑。他深入研究了阴阳的关系，提出“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的论断。他认为阴阳二气相互依存，不偏则和谐，偏则失衡。
在对丹溪学说的反思中，张景岳塑造了自己的温补学说。他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认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这些观点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虽然有人认为张氏才是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张氏的临床治疗方法却源于薛己之术。
张氏的观念源自于薛立斋的思想，但他对六味丸和八味丸的理解和使用却引发了他创造出温补学派最有名的方剂——右归丸。张氏认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都有茯苓泽泻等渗利之味，因此在滋阴时不宜利水。他进一步指出，“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因此在临床处方上需要考虑行阴的问题。
左归丸和右归丸的创立也是基于张氏对滋阴补阳的理解。左归丸以熟地、龟板等纯阴之物为主，虽然具有滋补之功，但病者的吸收似乎不如六味丸。而右归丸加入肉桂附子后，能加速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使药物更容易被吸收入体内。附子的作用在于带动药物在体内行走，无需依赖茯苓泽泻的疏泄，就能穿透各种阻力。
张景岳不仅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上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其他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人，虽然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有所增入，但在成就上远不如张景岳。张景岳的医术和对医学理论的突破，使他成为一代医学宗师。李中梓，一代儒医学士，生于公元1588年至1655年间，是明朝华亭人。他天赋聪明，十二岁便荣登童子试榜首，然而因自幼体弱多病，遂放弃功名，转而专心钻研医学。
李中梓独树一帜，未曾拜师，仅靠自学，深入研究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并结合自身心得，进行临床实践。他的医术日益精湛，声名远播，成为上海四大名医中声誉最隆的一位。
对于四大名医的评论，李中梓主张学习各家之长，不偏不倚。他认为医学家各持不同理论，自成一家之言，并非因见解有偏而立论有异，而是各有阐发，补充前人之未备。他对四大名家——仲景、守真、东垣、丹溪的学说有深入的了解和中肯的评价。
李中梓指出，学医者若不善学，偏执于某家之学，便会陷入误区。他强调，学医之人应有全面的视野，了解天时和病本，如同仲景了解冬令之严寒而用药多辛温，守真则针对春夏之温热而用药多苦寒。东垣注重扶脾补气，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用药有升麻柴胡之升举；丹溪则强调补气养血为急，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用黄柏知母以敛降。
李中梓还提出了以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他认为人之根本有二，一是先天之本，二是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在于肾，这是人体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身为良医，必须了解人体之根本，才能治病得心应手，诸症自然迎刃而解。
李中梓的医术和见解在当时医学界备受推崇。他的自学成才、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为后世医家树立了榜样。他的学说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医宗必读：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论述
婴儿初生，一日不进食则感饥饿，七日不进食则生命垂危。经典记载“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如同兵家的粮道，粮道一断，士兵立即溃散；胃气一败，百药也难以生效。生命的维持，必须依赖谷气，谷气入胃，经过六腑的运化，产生和气，调节五脏，生成血液，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说后天之本在于脾。
在治疗方面，李氏主张“治先天又治后天”。他认为先天的根本有水和火之分。对于水不足的情况，使用六味丸来滋养水源以平衡阳光之火；对于火不足的情况，使用八味丸来补益火之主以消除阴郁。而后天的治疗则根据饮食劳倦的不同，使用枳术丸或补中益气汤来调理。
李氏的这种治疗观点以及先天后天的根本理论，实际上是东垣补土学说与明代张献可的命门学说的结合。李氏对于温补有特殊的偏好，他在水火阴阳论中提出了人身之水火即阴阳、即气血的观点。他认为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他比喻说，就像春夏生长、秋冬凋零一样，阳气是生命的关键。在气血和阴阳的调养中，补气在补血之前，补阳在滋阴之上。这并不是说要抑制水而强调火，而是因为温补学派的特色就是以补命门相火为主，滋阴为辅。
由于李氏的这种主张偏于温补，后世将他归入温补学派。这个学派的诞生虽然名家众多，但其学术思想主要建立在命门和肾上。在用药过程中，主要使用补命门相火的药物，如肉桂附子等温热性药物，同时加入熟地山萸等滋肾养阴的药物。随着医学的发展，温补学派在明代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关于补脾与补肾的鉴别，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源于东垣学说，认为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都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但当脾胃功能衰退时，元气随之转弱，进而导致肾阳转虚。而温补学派则强调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中，主宰着人体一切新陈代谢的动力来源。在治疗上，两者有不同的主张，一种是补脾，一种是补肾。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如何辨别患者需要使用补脾方剂还是补肾方剂进行治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脾胃虚寒的患者会有明显的肠胃机能衰退现象，如神疲气弱、泄泻、腹痛等。而肾阳虚的患者则会有四肢厥冷、腰酸背痛、耳鸣心跳等症状。但在临床上，脾肾两虚的患者症状会交替出现，因此辨别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
在基本的理论假设上，脾胃属土而喜燥恶湿，补肾的方法则是通过温补并求滋润。补土的目的是增加人体的元气，因此在补气的基础方剂四君子汤中，使用的是茯苓白术燥湿，人参炙草大补元气。而补肾的八味丸则是以肉桂附子的温热加入滋肾阴的熟地构成。
由于补土和补肾的差异性存在，因此在诊断上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治疗。一般来说可以通过脉象的滑濇现象来判别体内液体的状况如脉滑或洪表示内液充满而脉细濇则表示内液不足。但这种方法有时并不准确反而舌诊更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脾虚病者的舌色淡白有苔舌形胖大而湿；肾虚病者的舌色也淡白但多无苔显示舌形较瘦而略干。因此通过舌诊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病情从而决定采用补脾还是补肾的方法进行治疗。从舌形的胖瘦干湿与颜色的深浅，我们可以窥探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盈亏与机能的旺衰。这种鉴定方式较脉诊更为简洁且准确。更重要的是，舌苔的变化能为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
谈及薛立斋的治疗方式，虽然其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医学智慧，但似乎未能充分把握治疗的精髓，以致在同一天内需要使用两种不同的温补之剂。
在近代温补学派中，谭述渠无疑是最为杰出的名医之一。作为香港名医，谭述渠是广东新会人士，其医术源自仲景伤寒金匮之学。他对单味药的用量令人瞩目，如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常以两计。尤其是附子，虽经特殊泡制，但其用量之大仍非常医师所敢尝试。谭氏擅长使用真武汤，并对其进行加减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
在某次东洋医学会议中，谭述渠提出了使用重泡附子真武汤治疗高血压的论文，震惊了整个日本的汉医学界。谭氏夫妇在星马等地行医时，临床功效显著，尤其擅长使用真武汤、吴茱萸汤、金匮肾气丸等温热方剂。他还观察到星马等热带地区居民因长期冷饮导致的内脏虚寒现象，并以此为依据采用温热之剂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除了谭述渠之外，李政育也是目前善用附子等温补药物的知名医师之一。李政育是台北人士，早年对医学并无浓厚兴趣，但在学习内科后受到素问“肾主骨”思想的影响，领悟到温补的重要性。他常用右归丸、桂附地黄汤等方剂，对运气医学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常导致肝肾阳虚，因此强调使用温补之剂如八味丸等进行治疗。
这两位医师的医术与见解在年轻一代医师中独树一帜，他们的临床功效显著，为中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