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妮·艾洛（Sydney Aiello）枪杀案一年后 幸存者死

在阳光明媚的3月17日，屋外世界宁静而美好，对于于希妮·艾洛来说，这是她过去一年多来心灵最为平静的时刻。平静之下隐藏着深重的过往。这一天，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界一个悲伤的告别。

她的行动源于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回想去年爱人节那天，帕克兰高中发生的悲剧仍然历历在目。一名19岁的在书院制造了恐慌，枪火无情地夺走了十七条鲜活的生命。这场惨剧成为帕克兰高中历史上最大的噩梦，也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高中校园枪击案。

在那之后，人们纷纷前来悼念死者，书院废弃了枪击发生的大楼，加强了校园安保措施。受影响的学生和家庭也接受了心理辅导。尽管时间似乎在逐渐愈合伤口，但噩梦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心头。对于艾洛来说，每一天都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现实的迷茫。她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以及“我在逃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救下一个人？”这种内疚和自责让她深陷无尽的痛苦之中。

艾洛的经历并非个案。在灾难和悲剧发生后，许多幸存者都会陷入类似的情绪困境。他们因为自己的幸存而感到内疚和自责，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社交退缩等情绪障碍症状。这种现象被称为幸存者内疚症，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重要症状。

斯蒂芬·约瑟夫是一位情绪学家，他对渡轮“自由企业前驱”号颠覆事件中的幸存者进行了考察。数据显示，在那次事件的幸存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深受内疚折磨。对于艾洛来说，这种内疚感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她无法摆脱自己的阴影。尽管她接受了心理辅导和治疗，但内心深处的愧疚感仍然难以消除。

正如斯蒂芬考察所揭示的那样，许多幸存者都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也是社会对于灾难和悲剧的认知和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理解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需要从社会层面反思如何更好地应对灾难和悲剧的发生减少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让更多人走出阴影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进一步阐述了歉疚的三种形态。对于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会对那些逝去的生命产生深深的愧疚感。他们因为别人的离世而得以继续生存，这种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甚至有时会想要以死相抵。这种愧疚感源于他们与逝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仿佛被永远定格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

这种歉疚还来自于那些未完成的事务。幸存者们会一次次回想灾难当天的情景，责怪自己为何没有为那些逝去的生命做些什么。他们无法释怀，因为心中那份未尽的责任和使命。

幸存者们还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产生负罪感。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为了自救而做出一些看似自私的行为，这些行为会让他们感到愧疚。他们可能会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像在这个月的23日黄昏，艾洛去世一周后的那个别名帕克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样，去年他也经历了那场枪击案。人们纷纷将他的离世与艾洛的寻短见联系在一起，写下了“17+2”的字样。

一个月内的两起寻短见案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幸存者的心理状态。人们发现，像艾洛这样陷入无尽痛苦并走向自我毁灭的人并不在少数。例如，在韩国的某起沉船事故中，一位高中教育主任在获救后选择上吊身亡。

还有一些因为友人前来探病遭遇地震身亡后，几乎陷入寻短想的病号。他们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无法释怀自己的愧疚感。而那些没有选择寻短见的人，也在与内心的阴影进行顽强的抗争。

例如，在1985年1月21日，17岁的乔治·兰姆森和他的父亲乘坐美国河汉航空公司203号航班准备回家时，飞机突然坠毁，除了乔治·兰姆森外，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兰姆森被称为“奇迹男孩”，但他却深感愧疚和沉重。他害怕遇难者家属对他的生存感到愤怒，害怕人们询问那段经历，也害怕别人根据那段经历对他做出评价。他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活下来的幸运。

兰姆森尽力生活，努力考上大学，但当看到关于挑战者号出事的报道时，他仍然会回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于是陷入苦闷和混乱。他搬到事故发生的街区附近生活，因为这让他感到离他的父亲更近。他试图将这段经历隐藏起来，只告诉最亲近的伙伴。另一方面，他试图联系其他灾难中的唯一幸存者，因为他无尽的自我反抗已经让他无法承受。

通过与其他幸存者的交流，兰姆森渐渐明白，在不可抗力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无需为此感到愧疚，也需要学会自我宽恕。无论是像艾洛那样悲惨的，还是像兰姆森这样与自己妥协的，他们都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存在，或者我们自己面临这样的情境，请一定要学会安慰他们。因为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生者的存活是对逝者的最好缅怀。

对于幸存者的内心挣扎，人们常常无法察觉。灾害发生后，媒体仍在寻找幸存者，把他们当作幸运和不幸的象征，却很少意识到他们活下来后是否会受到其他伤害。我们应该明白，灾害不会停止，那些亲历者都需要一场长久的疗愈和安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