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证要求本人来

事件背景

在繁华的上海市，王先生的命运却历经坎坷。2021年，他因脑部疾病陷入昏迷，成为了一名植物人。当他的家属在为王先生申请残疾人证时，遇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他们被告知，必须亲自带着王先生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伤残鉴定。对于一个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无疑是艰难甚至不可能的。

旧政策下的争议焦点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申请人需经过一系列流程，包括向街道提交材料，通过街道转交残联审批后，再持评定表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本人到场”，这是为了防止身份冒名顶替。这一规定在面对像王先生这样的植物人等特殊群体时，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家属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完成鉴定流程以获取残疾人证；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让完全丧失行动能力的王先生亲自到场。这种机械执行“本人到场”要求的情况被舆论批评为“懒政”和形式主义。

官方回应与改进措施

面对舆论的质疑和家属的困境，上海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回应。自2021年10月23日起，针对那些已经明确被诊断为植物人且有意愿申办残疾人证的人员，推出了全新的服务举措——“上门评残”。这一举措极大地减轻了这些家庭在申办过程中的负担。

政策也做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虽然一些环节如材料提交仍然可以由他人代办，但在关键的身份核验和鉴定环节则更加灵活地处理。这样既能保证流程的严谨性，又能兼顾到特殊情况下的便利。

类似问题的处理逻辑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防弊”与“便民”之间的平衡难题。以金融机构的KYC原则为例，虽然要求本人到场验证身份有其必要性，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远程生物识别等方式也逐渐被接受和应用。这种平衡的思路同样可以应用于政务服务领域。对于特殊群体如植物人，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或个案审批机制来解决身份核验难题，避免过于刻板的执行流程。

上海“植物人难”事件虽然揭示出了政策执行中的一些问题，但也推动了相关部门对于政策的优化和服务改进。在对待丧失行动能力的特殊群体时，我们需要在保持政策严谨性的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技术辅助手段的运用。希望未来的政策能够更加灵活、人性化，真正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