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作者是谁？和司马迁的史记有何关联？

从太初二年开始，司马迁便开始了他的伟大著作《太史公书》。直到他辞世的前90年的汉武帝征和三年，他用了大约12年的时间进行这部史书的撰写。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书》共有526500字，副本被收藏在京师长安的国家图书馆中。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副本很可能已毁于新朝末期的战火。

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朝廷图书馆中有许多抄摘的《太史公书》副本流传出去，这些副本后来成为了《汉书》的素材之一。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报书”很可能是扬雄从被朝廷封禁的司马迁或任安的犯罪档案中私自抄出的文字。由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积极宣传他的外祖父的著作，使得《太史公书》在民间有了抄本。当时的纸张极为稀缺和珍贵，书籍大多使用竹简和帛书，《太史公书》的抄本可能并不完整。

史学家在司马迁传记的赞语中留下了深刻的感叹。其中，《汉书·司马迁传赞》中的评论指出司马迁生前未能“明哲保身”，这一评价可能出自扬雄之手。扬雄曾对明哲保身的话题进行过论证。那么，史学家所说的司马迁的“自伤悼”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书》问世后，遭遇了诸多批评和争议。其中，司马迁的第二次灾祸便与他的著作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三家注引张宴话语说，司马迁的著作中缺少了“景帝纪”和“武帝纪”等重要纪传。这是因为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触怒了汉武帝。具体来说，他在书中对汉武帝的过失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司马迁的死因很可能与他的《太史公书》有关。他因在书中对景帝和武帝的批评触怒了汉武帝，导致再度被狱，最终可能死于狱中。关于他的死因，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而在汉昭帝、汉宣帝时代，由于朝廷极力维护汉武帝声望，司马迁的后人不再被朝廷任命为“太史”职，甚至忌讳朝野“太史，中书”职官们再言论史事，“太史，中书”职能也转变为“行文书事而已”。

接下来要讲的是班彪的故事。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是扶风安陵（今咸阳东北一带）人。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即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他遭遇了王莽新朝的崩溃和更始帝刘玄攻打长安的重大历史变故。天下各地军阀纷纷自立，京城长安一带尤为混乱。

班彪的父亲和家庭本是刘汉和王莽新朝的属臣，在这场新莽败亡的动乱中，年轻的班彪无法安身京城，于是逃亡至西北天水一带投靠了割据一方的军阀隗嚣。隗嚣原是王莽旧属官员，后被推举为造反军队的领袖，其军队在天水一带成为重要军事势力。班彪投靠隗嚣可能是基于旧交的缘故。他对时局的看法与隗嚣不同。他认为西汉王朝已经形成了“汉德”，社会分裂动乱将很快结束，国家也会再次统一。尽管隗嚣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班彪最终还是投奔了另一支军阀的河西大将军窦融。窦融信奉刘汉王朝会再次复辟，最终归附了东汉刘秀军，班彪也随之归附了东汉。《史记》与《汉书》的作者之秘：班氏父子如何获取珍贵史料

当我们探讨《太史公书》（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时，自然而然地会将目光转向《汉书》的作者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明确身份，《汉书》的作者是否真的是班固，历史上一直存在疑问。班彪死于东汉建武三十年，此时班固尚年轻，继承父业后才开始着手撰写《汉书》。这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班氏父子是如何获取大量珍贵史料的？

班彪在扶风乡间治学《汉书》长达十五年，如果没有之前的积累，年轻的班固接手时可能会感到无从下手。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和中书令，虽非正式的史官，但得以出入“石室”国家图书馆，采集了大量“史记”文献。他身处特殊历史时期，无法自由查阅涉及国家军事政治机密的档案资料。

相较之下，班固的史料来源更加引人关注。班彪、班固父子所记载的不仅仅是西汉王朝的朝廷奏折和诏令，更有大量的帝王与高级官员之间的对话和事件，以及许多中央官方纪要文件。这些资料只会被特定学者如刘歆、扬雄等所能接触。那么，班氏父子是如何获取这些珍贵资料的？

东汉初年，朝廷组织大量人力收集前朝史料都困难重重。那么，班彪和年轻的班固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手中的这些前朝中央秘密档案文件资料究竟从何而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和读者。

班氏父子的身份并非传统的史官，他们只是普通的下级小吏和乡间白衣少年。他们的阅历和能力，似乎与获取如此珍贵的史料不相匹配。对于《汉书》的真正作者以及这些史料的来源，人们自然会心生疑虑。历史上就有“班固窃父书”的说法，怀疑班固只是续写了父亲的成果。

无论班氏父子的史料来源如何，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汉书》。这部著作中蕴含的丰富史料和深入洞察，为我们了解西汉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班氏父子如何获取这些史料的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确切答案，但这并不影响《汉书》在历史长河中散发出的光芒。